“五月五，是端阳，门插艾，香满堂，吃粽子，撒白糖。龙船下水喜洋洋。”端午节因天人相应而立，孕人文精神而丰，是我国集祈福攘灾、祀神祭祖、娱乐聚饮为一体的民俗大节。在丰富的端午节俗体系中，“龙舟竞渡”无疑是最重要的节日符号之一。我国南方地区形象地称之为“扒龙船”“赛龙舟”，这种通过“竞渡”的方式来达成祈年赛愿的古老风俗，体现出中国悠久历史的文化继承性以及华夏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。如今，龙舟赛已成为世界标识性的体育赛事。

　　关于“龙舟竞渡”起源之说，主要有三：一为拯救楚国诗人屈原，二为越王勾践操练水军，三为纪念浙江会稽孝女曹娥。三种假说中，龙舟或为灵媒，或为军用，或为忠孝，均是寄予精神的象征物与仪式的见证物。由于端午“龙舟竞渡”蕴含着“祗敬感德、祛祟逐疫，迎祥纳吉、祈祝丰收”等多重文化意涵与社会功用，故而历代的龙舟制造“穷极工巧,艺华技绝”，更集木雕、刺绣、彩绘、织锦、服饰、髹漆、建筑、彩扎、竹编、草编、彩塑、盆景、灯彩等多种传统工艺为一体，成为民间世代匠师智慧和创造力的集中展示。

　　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家出游龙舟，当属随大运河南下的隋炀帝的“水殿龙舟”。图为清姑苏版木刻版画《隋炀帝下江南》雕版印刷套印（图片来自文汇报）

　　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史前文化证明，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，吴越先民就已掌握独木舟与木桨的制作技术，在船身雕刻有龙形的独木舟成为“龙舟”的原形。1976年出土于宁波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的国家一级文物战国“羽人竞渡纹”斧形铜钺，器物上雕刻有头戴羽冠者的竞渡画面清晰而生动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“龙舟竞渡”图像。

　　随着“龙”之形象逐渐为皇权所独享，龙舟遂成为皇家威仪的象征物。如汉刘向《淮南子》中云：“龙舟鹢首，浮吹以娱”，意为在龙身、鸟首的大船上，奏乐吹竽以娱乐；东汉班固《西都赋》亦述：“后宫乘輚辂，登龙舟”，这两则史料均指向汉王室乘龙舟游玩的史实。而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家出游龙舟，当属随大运河南下的隋炀帝的“水殿龙舟”。

　　《隋书·炀帝纪》中载：“隋大业元年（公元605年），遣黄门侍郎王弘、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，造龙舟、凤帽、黄龙、赤舰、楼船等数万艘。”“洛口御龙舟，其龙舟高四十五尺，阔五十尺，长二百尺，四重，上一重有正殿、内殿、东西朝堂，周以轩廊；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，皆饰以丹粉，装以金碧珠翠，雕镂奇丽，缀以流苏羽葆、朱丝网络；下一重，长秋、内侍及乘舟水手以青丝大条绳六条，两岸引进。其引船人普名殿脚，一千八十人，并著杂锦采装子行缠鞋袜等。每绳一条八十人，分为三番，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，其人并取江淮以市少壮者为之。”盛大的场面且气势恢弘，不难看出其时龙舟制作技艺的成熟。

　　▲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一艘清代象牙镂雕群仙祝寿图龙船，融合了民间龙舟的生动活泼与宫廷龙船富丽堂皇，形制上巧妙地“因料施艺，随形置景”，利用象牙的半弧外形，集雕、刻、镂、凿、透花、拼装等技巧于一景（图片来自文汇报）

　　唐代是端午“龙舟竞渡”习俗形成的一个关键期，“龙舟”从帝皇出游的专属让渡到民间竞渡狂欢。《旧唐书》中记载了端午时节“江南风俗有竞渡之戏”“方舟并进，以急疾进者为胜”，还描写了其制作的工艺“令以漆涂船底，贵其神速。又为绮罗之服，涂之以油，舟子衣之，入水不濡（沾湿）”。唐人张建封诗句：“鼓声三下红旗开，两龙跃出浮水来。棹影斡波飞万剑，鼓声劈浪鸣千雷。鼓声渐急标将近，两龙望标目如瞬。”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龙舟竞渡的激烈场景。

　　唐时的竞渡除去龙舟外还有更为古老的鸟舟、凤舟。如唐人张说诗云“画作飞凫艇，双双竞拂流”。“凤舟”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于《穆天子传》：“天子乘鸟舟、龙(缺字)浮于大沼”。无论是“鸟舟”“画鹢”“凫舟”还是“飞凫”等，均与凤舟这一指称相呼应。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大使厅考古发现，壁画上绘有李唐帝后欢庆端午节场景。其中武则天所携众侍女泛凤舟图，乐伎梳双环望仙髻，手持云和琴，均为典型的李唐朝风貌特征。

　　至宋时，中国的大多节俗趋向世俗化与生活化，端午节俗亦在此时得以固化与丰盈。此时，皇家龙舟形制仍追求豪华硕大，如蔡絛的《铁围山丛谈》中所述“金明池……其舟甚大……独铁费十八万斤，他物称是。盖楼阁殿既高，巨舰得重物乃始可运。”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对宋皇室的大龙舟作了详尽的描述：“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，阔三四丈，头尾鳞鬣，皆雕镂金饰……中设御座龙水屏风，楻板到底深数尺，底上密排铁铸大银样……上有层楼台观槛曲，安设御座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民间的龙舟竞渡则变得更为注重竞赛的对抗性与形式的观赏性。陆游在《岁时杂记》中述：“刻舟为龙，服具彩绘一色，极其华侈，横江跳浪，便捷如龙，掷彩夺标，传为盛事”。张择端《金明池夺标图》《西湖夺标图》为宋代“龙舟争标”场景做了清晰的程式化以及图像化注解。从竞渡人到观渡者，无不投入其中：“龙头上人舞旗，左右水棚，排列六桨，宛若飞腾，至水殿、舣之一边……小龙船列于水殿前，东西相向，虎头、飞鱼等船布在其后，如两阵之势”“水殿前到仙桥，预以红旗插入水中，标识地分远近……须臾，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，龙船各鸣锣鼓出阵……又见红旗招之，则两行舟鸣鼓并进，捷者得标，则山呼拜舞。”

　　明代的端午竞渡不仅重视龙舟的祭祀，在娱神的同时更为凸显娱人的社会功用。明人杨嗣昌在《武陵竞渡略》中述：“五月一日，新船下水，五月十日、十五日划船赌赛。十八日，送标讫，便拖船上岸。”下水前要充分做好迎神的准备工作：“是日划船，悉顶巫师符篆，及制黄赤小旗，取鹭鸶毛插鬓间，厌胜物也。”又“刻神像于龙舟之首，（舟身）涂其鳞，尾五色两旗，白质龙女，或绣或绘”，船头“谓之鹅头，（高三尺）头人所倚立者也”“船中两旗，方幅，各一尺五寸，以布为之，为迎神之物”；而“观者，树红绿綵，或制句綵上，俟船过赏之。凡船所经，系其隶地，放爆竹黄烟，挥扇喝采相和”，官府在沿岸“观船，楼阁结彩张筵”，官民同乐，热闹非凡。

　　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嘉靖官作剔彩龙舟图荷叶式盘上，即刻划了一艘气宇轩昂行进中的大龙船。漆盘为椭圆形圈足，口边卷曲呈荷叶状；器表分层髹红、黄、绿三色漆，盘心雕一大龙舟，上有凉亭，二童撑篙，行于莲朵水面。盘内外两面均雕莲花、茨菇、蒲草及鸳鸯，足底黑漆。整件器物装饰内容丰富，主次分明，花纹细密，漆色沉穆，充分展现了明代工艺美术中龙船竞渡的风貌。

　　清时，龙舟上时兴百戏杂耍称为“斗龙舟”，更为竞渡增添了民众基础性与趣味性。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·晚霞》中述：“五月五日，吴越（江浙）间有斗龙舟之戏……舟末为龙尾，高丈余，以布索引木板下垂，有童坐板上，颠倒滚跌，作诸巧剧，下临江水，险危欲坠。”晚清范祖述的《杭俗遗风》中详细记载了西湖上的龙舟竞渡:“有龙舟四五只，其船长约四五丈，头尾均高，彩画如龙形。中舱上下两层，首有龙头太子及秋千架，均以小孩装扮。太子立而不动，秋千上下推移，旁列十八般武艺、各式旗帜，门列各枪，中央高低五色彩伞，尾有蜈蚣旗。中舱下层敲打锣鼓。旁坐水手划船,若做胜会，大看船亭泊湖中，龙舟四同圈转鱼贯而行。”广东地区也把这种注重表演技巧的观赏性竞渡，称为“趁景”。

　　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一艘清代象牙镂雕群仙祝寿图龙船，融合了民间龙舟的生动活泼与宫廷龙船富丽堂皇，形制上巧妙地“因料施艺，随形置景”，利用象牙的半弧外形，集雕、刻、镂、凿、透花、拼装等技巧于一景。龙舟酷似一条巨龙，通体鳞片纹，龙眼宝石镶嵌，龙须飘逸生风。船身镂置亭台楼阁，高低错落，参差有序。宫宇飞檐，斗拱累叠，花窗雕栏，旗幡飘扬。船舷与舱内人物百戏，或划桨竞棹，或舒袖广舞，或手摇羽扇，或扮仙练武，一派繁荣盛景之下寄寓着“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”的端午祈祝。

　　“姑苏龙舟夸奇胜”。清代端午节的姑苏城，阊门、胥门、山塘、南濠、北濠和枫桥等地的河面成为竞渡的展演之地。相传越王擅长水军，以舟为车，以楫为马，所用舟船尖底，以漆涂之，贵及神速，极为轻利，俗称“水马”“飞凫”。龙舟首尾为精细的木雕刻，舟身彩绘鳞甲，两边装桨，并饰以彩旗、花篮。入夜后，众多龙舟上燃灯万盏，烛星吐丹，水波映照，灯火通明，如同白昼。“龙凤呈祥”的双灯，至今是姑苏灯彩中无法超越的上乘佳作。

　　▲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嘉靖官作剔彩龙舟图荷叶式盘上，即刻划了一艘气宇轩昂行进中的大龙船。整件器物装饰内容丰富，主次分明，花纹细密，漆色沉穆，充分展现了明代工艺美术中龙船竞渡的风貌（图片来自文汇报）

　　端午节凝聚着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，具有在群体内部共享并世代传承的基础，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和文化情感。在我国一些水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也盛行龙舟竞渡。如黔东南苗族地区，农历五月二十三为龙舟节；云南傣族在四月新年泼水节第三天要举行隆重的划龙舟仪式，人们盛装欢聚在澜沧江、瑞丽江边观看龙舟竞渡；还有广西壮族的龙船节，云南白族火把节龙舟赛等等。端午竞渡题材的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绚烂多姿，成为中华龙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是一种关联性的集体行为，它存在着多元互动、联系统一的谱系，包含了族群谱系、时间谱系、空间谱系、形式结构谱系、功能谱系、价值谱系等若干方面。随着文明的演进，华夏各民族的龙舟竞渡从型制到内涵再到工艺的叙事性表述，为建构中国龙舟文化的共同体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重要介质与传播手段。从历史长河中驶来，新时代的中华龙舟定会更加走向开放、多元，并于世界的舞台上百舸齐发，千帆竞秀，尽显中华气度。（完）